10月18日晚，平遥国际电影展举办了一个临时发布会，创始人贾樟柯宣布，他以后将退出这个自己一手打造的影展。今年是平遥影展的第四年。
消息突然，贾樟柯没有解释具体原因，也谢绝了近期的媒体采访。据当天留在平遥的媒体记录，发表完退出声明后，贾樟柯和妻子赵涛在名为“江湖儿女”的休息厅内待了一会。这里是影展期间每天夜里，大家跳迪斯科的地方。“10月19日0点30分，赵涛从‘江湖儿女’休息室走出来，在DJ前台点了一首叶倩文的《浅醉一生》，听完离去（《第一导演》）。”这个场景就像他电影中的一幕。
两年前，我们曾采访过贾樟柯导演，以“迪斯科”主题串起来他的电影生涯。现在看来，当时的导语也适用于如今：
“迪厅是这样，有一天你进去了，进去之后，哦，这是迪厅，然后你就开始玩儿，玩儿了好几年。有一天突然觉得我不应该属于这儿了。”贾樟柯年轻时候热爱蹦迪，被称为“夜店小王子”，当他不再跳舞的时候，他电影中的人物却并未停止跳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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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冰腾起白色烟雾，流淌在黑暗的舞台上，一个彩色灯球开始转动，摄像机对准了演员的脸。导演看了一眼监视器，喊了一声：“action！”演员随着旋律扭腰，左脚伸前、点地，再换右脚。“ Your hands in my hands, “停！”导演中断了拍摄，“灯怎么还亮着？”灯球应该在开拍之后不久就灭掉，此刻还在闪。演员也停了下来，看着剧务麻利儿地检查灯光。导演走到演员面前，说，“贾导，不好意思，得再来一遍了。”贾樟柯穿着黑白相间的衬衫、牛仔裤，站在舞池内。此刻作为《智族GQ》视频的演员，他安静地等待下一次拍摄。音乐继续，贾樟柯左右摇晃着脑袋。他的舞姿并不标准，有时会迈错脚步。圆圆的肚子从衬衫里凸了出来，皮带显得紧张。但这些，连同围绕在他周围的摄影师、导演、剧务等人注视的目光，都没有困扰他。他继续投入地挥动双臂，好像摄影机之外的世界并不存在。拍摄场地是一个仅有若干卡座的小迪厅，十几个人一站，就没什么位置了。贾樟柯大学时常去的迪厅，是北京电影学院附近的NASA。NASA 1994年开业，名字和美国宇航局的缩写一样，空间也是大得不得了，能容纳两三百人。他那时跳舞喜欢穿高帮匡威鞋、牛仔裤，几件白色T恤换来换去。除了北影的学生，附近北大的、清华的、人大的学生也都会来，大家进门要过一座钢桥，迪厅里是全钢铁结构，激光灯射出光束，照在年轻人的脸上。领舞站在高处，学生们随意扭动。迪斯科没有规定动作，只要放松自我，跟着节奏来就行，想蹦就蹦、想跳就跳，“你就像原地跳绳一样跳一跳都可以”。上世纪80年代，北京警方印发的小册子对迪斯科做出如下名词解释：迪斯科，又名扭屁股舞，是一种堕落的资产阶级舞蹈。但1983年，《中国青年报》发文称，不能把烫发、穿时装、跳集体舞视为“精神污染”而加以禁止。大众文化开始兴起，正好赶上国际迪斯科风潮的尾巴，这种解放身体的音乐形式恰逢其时。1994年一年，北京开了8家迪厅。JJ、NASA、莱特曼等都是著名的去处。人们生活中越来越多地出现外国产品，麦当劳、猫王音乐、好莱坞电影，此时迪厅成为潮流场所，有巨大的场子，高档音响伴奏。经历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初的拘谨氛围，年轻人的时代情绪和新的娱乐方式“一拍即合”。贾樟柯当时刚从山西来到北京电影学院上学，他是班上年纪较大的学生，但也只有二十四五岁。他常和朋友去蹦迪，从晚上八九点到夜里12点，蹦完后还不尽兴，要继续打车往北，去北航附近的大排档吃夜宵。酸汤鱼端上来，大家一起聊电影，这个导演、那个导演，也聊政治、文学和闲话。这是年轻时一种“配套”的夜生活。他从大一开始写剧本，不知道哪一天能拍出来。 北京当时的出租车俗称还叫“面的”，黄色的天津大发，一车能坐7个人。夜里，一辆面的把他们拉到迪厅，再一辆面的把他们拉到北航。起步价和车价都便宜，“10块钱就可以到任何地方”。“Cut！”导演叫停了拍摄。贾樟柯睁开眼睛，看到导演走过来，“贾导，特别好。如果刚才胳膊的动作幅度再大一点儿就更好了，我们再来一条。”拍摄间隙，贾樟柯在休息室抽雪茄。我问他，之前在迪厅跳舞的时候都在想些什么，“顶多想想女孩，周围哪个女孩漂亮，就没有什么更多（别的）想法了。”他笑笑。 “是荷尔蒙的发泄？”“那当然是，那绝对是，内在的那种能量太多了，对……也甚至有一种向上的（精神），就很有朝气，那种劲儿。”贾樟柯的电影中，男女主角感情的戏份常常放在迪厅。《山河故人》里，沈涛和张晋生在迪厅跳舞，梁子突然出现，惹得张晋生吃醋。《江湖儿女》里，巧巧和斌哥在迪厅跳舞，发现他居然随身带着之前朋友的枪，这是一种涉险的信号。她停下来，没说什么，斌哥邀请她继续跳，她的动作从僵硬，到慢慢自然，最后拥抱住他。她原谅了斌哥。“那个年代，人没有多少活动的空间，能做些什么呢？无非是上课、工作，迪斯科，吃饭，数数我们每天日常也就这些空间。”贾樟柯觉得，没必要为男女主角刻意安排奇遇的场景。迪斯科舞厅也是那个年代少有的、男女有身体接触的场所。晚上12点，像报时一样，舞厅里会放两首歌，要么是《Go West》，要么是《YMCA》。跳舞的年轻人们停了下来，一个领头的先站出来，后面的人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，认识的不认识的人都连起来“接龙”，大家在舞池中随着音乐转圈。《Go West》原本是美国70年代一首民谣老歌，后来由英国的“宠物店男孩”乐队翻唱。它曾被当作同性恋圣歌，在90年代，也因为歌名“go west”为一些国家所禁。也同样是90年代，许多足球俱乐部开始改编《Go West》,这首歌传唱在足球场上。不过，在90年代NASA的舞池里，这些意义和那个叫贾樟柯的年轻人都没什么关系。他英文不好，听不懂歌词，“鬼知道它是什么歌，就是好听”。这首旋律动人的歌曲，是午夜到来的号角，一个愉快的前半夜结束了，下半夜马上开始。贾樟柯的迪斯科经验属于他那一代人。“如果没有过去的封闭，没有我们这代年轻人借由迪斯科、借由摇滚乐解放自我的这样一种情感在里面，那它只是个娱乐。”他说，“如果你有那个生活的背景，你就会知道它在当时年轻人的生活里有多么多么的重要……它是很多人解放自我的象征。”《山河故人》的演员张译生于1978年，比贾樟柯小8岁。他18岁就去当兵了，年轻时完全没有进过迪厅。他对迪厅的认识和更广泛意义上的“舞厅”类似。2006年，张译被一群朋友“押着”，第一次去了舞厅。他当时已经快30岁，坐在舞厅门口的石台阶上，无论如何都不进去。朋友们生生把张译拖进了舞厅，他的衬衫都被撕坏了。进去之后，音乐声震耳欲聋，心脏受不了，不知道是因为第一次去，还是自己天然不适合这种场合，张译一直在出汗。“因为当了10年兵的人，总会觉得进舞厅好像不是什么特别正经的有为青年应该做的事情，所以内心蛮排斥的。”他说，“现在还是有一种隐隐的恐惧感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现在很难解释清楚它的恐惧感来自于哪里。”张译曾听贾樟柯说过自己去迪厅的经历，相信迪斯科“成为他心目当中的一个重要的、祭奠青春的情结”。贾樟柯的夫人赵涛与张译同龄，担任了贾大多数电影的女主角。她没化妆，看上去非常温婉，“其实从《任逍遥》的巧巧开始，我就觉得这个人物跟生活当中的我差距太大了。第一，我不进舞厅，不进歌厅，（第二）我也是不唱歌，不进夜总会的一个人，对，我基本上夜生活是没有的。”她依靠做功课、写人物小传来体会角色。我提到贾电影中，男女主角感情段落常常发生在迪厅。赵涛愣了一下，似乎没想过这个问题，随即笑了起来，“好像确实是。”“迪厅是这样，有一天你进去了，进去之后，哦，这是迪厅，然后你就开始玩儿，玩儿了好几年。有一天突然觉得我不应该属于这儿了，你就再也不去了，就是这样的。”在工作室里，贾樟柯看起来有点儿倦怠。两个月前，他的新片《江湖儿女》入围了戛纳电影节，这是他的第9部剧情片，获得上映许可的第5部。7月底，他即将启程去瑞士，担任洛迦诺电影节主席。拍片、影展、宣传、路演，这是他现在熟稔的电影人生活。他早就不去迪厅了。2010年，他听从杜琪峰的建议，将抽了几十年的烟换成雪茄。雪茄不抽就会灭掉，灭了他就能歇两口，不像吸烟那么密集地摄入尼古丁。《江湖儿女》讲述了一个犯罪爱情故事。主人公巧巧与斌哥相恋，一次街头争斗中，斌哥遇袭，巧巧为保护他开了一枪，被判5年。巧巧出狱后，开始寻找斌哥以期重新开始。这部电影有个独特的尝试，它的主人公和剧情都串联起了贾樟柯之前的电影。“巧巧”与“斌哥”是《任逍遥》的主人公，巧巧追寻斌哥，一路去了三峡，还看到了《三峡好人》里出现过的飞碟。她历经17年的爱恨，也是贾樟柯17年的电影沉浮。赵涛拿到剧本后，一口气读完了。巧巧年龄跨度大，人物弧光完整，是中国电影市场上罕见的女性角色。这是一个女演员不会拒绝的剧本，“它太有吸引力了”。电影结尾，巧巧辗转大同、奉节、巫山、新疆等地，与斌哥分合多次，最终二人回到家乡。此时她继承江湖道义照顾斌哥，但当斌哥试图握住她的手表达感情时，她推开了。“我觉得她没有要留住这份感情，没有。她已经是一个，我觉得可以一个人生活的人。”贾樟柯说。贾樟柯常常用音乐和跳舞场景来表现女性的精神世界。《站台》里，文工团演员尹瑞娟最终去邮电局工作，在办公室里，她收拾房间，慢慢随着广播里的音乐起舞，“我们能感觉她有另外一个精神世界，被中断了的世界。”《山河故人》结尾，年迈的沈涛一个人走在雪地里，丈夫和儿子都离开了自己，但此时，她跳起年轻时跳过的《Go West》。拍摄这场戏的时候，是初冬，无雪。美术组中午去地上布雪，等太阳落山之后，再用造雪机造出飘着的雪。赵涛走到雪地里，控制不住情绪，一直在哭。她感受到角色的痛苦和孤独。贾樟柯告诉赵涛，不能哭，要克制。3年后，他向我回忆这段戏的时候说，“我希望她（沈涛）精神没有衰老。我希望她还有爱的可能性，就跟她年轻时候一样，这也是我崇拜的一种女性。”镜头对准沈涛独舞的背影，画面在迪斯科舞曲中暗了下去，“Life is a peaceful there ,大约1996、1997年之后，贾樟柯不再去迪厅，也没注意NASA在世纪之交关门大吉。迪斯科在中国流行了将近二十年后，全面落潮。贾樟柯开始了电影生涯，开端是孤独的。他记得剪《小武》的时候，在半年多的时间里，每天独自背包去做后期。因为拍的是16毫米胶片，他除了剪辑，还得摇胶片。楼道里有个乒乓球台，每次剪到下午的时候，贾樟柯特别想去打乒乓球。但他是一个人，没人陪他打。那半年的安静，与跳迪斯科的热闹大相径庭，也正是那半年，“培养了我静下来的定力”。自《小武》成名，贾樟柯一路在国际影展拿奖，成为中国电影的领军人物之一。他不再跳舞，但他电影中的人并未停止跳舞。从《站台》，到《山河故人》，再到《江湖儿女》，跳迪斯科舞曲是他年代戏的标志之一。为了还原年轻时的记忆，他曾为《Go West》付出了高额的版权费。贾樟柯的工作室内，挂着他电影不同国家版本的海报，多年来赢得的奖杯陈列在架子上，看上去好像一个动物雕塑展。他坐在沙发里，旁边的书架上是为新片《在清朝》准备的各种县志资料。我们谈起2000年之后，中国电影开始了快速发展的过程。我问，现在是否形成了新的抒发情绪、表达个体的方式，比如大片。“没有形成。”贾樟柯毫不犹豫，“它是单向消费、娱乐消费，它没有办法抒发我们个人的情绪。”“它就是好笑啊，或者刺激啊，过瘾啊，它就是消费性的。过了就过了，它不是一种精神继续的需求。我个人这样觉得，它没有办法跟迪斯科相比，也没有办法跟卡拉OK相比。这个时代的大片跟迪斯科、跟卡拉OK比起来，那迪斯科伟大多了。”拍摄当天，接近尾声的时候，导演邀请在场的人和贾樟柯一起“接龙”。穿复古服装的群演和工作人员都走到舞池中央，《Go West》响起，tell all our friends goodbye,贾樟柯双手左右摆动，然后举高、鼓掌，转身入舞池。其他人跟着他，一个人的手搭在另一个人肩上。转了一圈，他停下来，跟着旋律晃动手臂，左脚伸前，点地，再换右脚。我们大多数人没有蹦迪经验，学不了他的动作，只好乱跳，手不时打在周围人的身上。干冰的白烟再次腾起，越来越浓，贾樟柯逐渐隐没其中。We’ll find our promised land.几个星期后，我看过刚刚完成后期的《江湖儿女》，再一次见到贾樟柯。他隐没在墨镜之后。听到一个问题，他停三四秒才回答，语气不疾不徐。因为看不到他的眼睛，我无法揣度他的情绪。“有观众认为电影中许多情节指向对某种年代的怀念，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？”“不对，完全是误读。我没有怀念什么……我对具体的任何一个年代都没有好感也没有恶感，都一样。”他这次回答得很快，“我是对时间感兴趣。”《江湖儿女》的故事开始于17年前，他想知道，17年前的一对恋人，分分合合，17年后又在一起，是什么感情状态。爱情，友情，还是传统的义？物理时间在人身上形成了奇妙的感情状态，无法被命名。最近几年，他喜欢拍这样时间跨度长的电影，《山河故人》也是如此。“时间积累在一个个体身上，个体的物是人非，个体情感的变化、面貌的变化，这些是我非常注重的。我觉得它是不可逆转的，你必须承受的事情。它是我们生活真正的滋味跟内容。”他最终取下了墨镜，露出浮肿的眼袋，“你说今天坐在这儿的贾樟柯跟20年前，他绝对是两个人。”贾樟柯成长在山西汾阳，从小学到高中，习惯用打架解决问题。心情不好，或者纯粹找碴儿，就把人打一顿，受伤也是常有的事。他小学三年级开始抽烟，中学时留了长发，还和同学一样，开始做点儿小买卖。他迫切想要模仿成年人，觉得只要抽烟了、赚钱了，就是一个成年人。 十六七岁，贾樟柯喜欢上霹雳舞，和同学组成“害虫队”，去汾阳师范、中专学校比舞。队名来自当时热播的灭虫药广告歌，“我们就喊我们是害虫，以后我们所到之处都闹得鸡犬不宁。”二十五六岁，贾樟柯已经到北京，突然厌倦了暴力，觉得那个自己幼稚可笑。他告别了他。贾樟柯被看作第六代中成名最早、国际声誉最隆的导演，但前三部电影都无法公映。自《世界》始，他开始走出地下，此时中国电影已经进入大片时代。2006年，《三峡好人》拿下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，在公映期间撞期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。他在北大讲堂做了一次公开演讲，讲了记录三峡与移民的缘起，并说了一句后来被许多媒体引用的话，“我想看看在这个崇拜黄金的时代，谁还关心好人”。我当时坐在台下。贾樟柯的演讲在年轻学子中引爆了长时间热烈的掌声。那天北京下了很大的雨，似乎能感受到电影中三峡氤氲的湿气，贾樟柯不讳言自己的感受，“我的心里面又有一种潮湿的感觉。”12年后，贾樟柯回忆起这次演讲，显得非常冷静，“我所有的公众发言跟我个人之间没有关系。可能这些公众发言是根据我个人正在做的事情引申出来的感受，但是那个感受本身跟我个人的处境得失没有任何关系。”《三峡好人》最终票房不到《黄金甲》的零头。2013年，根据若干新闻事件改编的《天注定》通过审查，却在最后时刻无法上映。巴西导演沃尔特·塞勒斯当时正在拍贾樟柯的纪录片，拍下了他得知此事的反应：他和两个朋友坐在屋内抽烟，“没法在这个行业里做了，”他吐出烟，“要停就全停，彻底，彻底离开一段时间。”那大概是媒体所记录的贾樟柯最后一次表露情绪的时刻。即便愤怒，他也远离呐喊式的表达，“我从20来岁就知道那是傻的。”6个月后，他开始筹备《山河故人》。他曾面临一个选择。《天注定》之后，有两个国外的工作找他，一个是古装英剧，一个是好莱坞科幻电影，都是好的班底。他当时在气头上，觉得转换赛道同样能做事，“基本上就要签了那两张。”可这一去就是5年时间，43岁到48岁，一个导演最黄金的年龄，不能拍摄想要拍的华语片。他最终没有舍得。贾樟柯今年48岁。这5年里，他拍了《山河故人》和《江湖儿女》，双双入围戛纳电影节。自《小武》之后，贾樟柯的电影没缺过投资。他是影展宠儿，拥有稳定的海外发行途径，版权销往多个国家，即便国内票房不好，也都盈利。在中国艺术片领域，他是幸运的个例。贾樟柯的商业能力同样出众，他拍许多广告，投资新导演作品，与晋商交好。贾樟柯有时出去演讲，常遇到有人关心他的电影与个人的命运。他只好苦笑，说我其实过得很好。这几年他减少了公共演讲的次数，不再想通过演讲获得共识，而专注于作品。“我觉得诚实地把自己放在作品里，然后你有一个信任感，就是信念感，我觉得自己这些东西是值得分享的，我觉得就可以了。”“接下来5年仍然是黄金时期吗？”我问。“不知道，”贾樟柯说，“应该是。”《江湖儿女》最后一幕，是斌哥离开了巧巧家，再一次奔向未知的远方。拍摄那天，演员廖凡迟到了，好半天才找到贾樟柯，发现他正坐在屋子的一角，戴着墨镜，抽着雪茄。廖凡走近，发现他脸上有泪。廖凡说，抱歉导演，我迟到了，你别这样，我一下压力很大。贾樟柯停了一下，说只是看着拍摄场景，想起小时候第一次离家出走的情景，很难过。“那一刻，某种莫名感伤和孤独感染到我。”廖凡说，这是整个电影拍摄过程中，贾樟柯少有的几次动情场面。小时候，贾樟柯常常逃课去太原买霹雳舞鞋。电影《霹雳舞》里，人物穿一种一面是红色、一面是黑色的匡威鞋，配合跳舞很酷，他跟同学一起坐车去买。从家乡到太原，直线距离一百多公里。长途汽车两块八一张票，晃晃悠悠，招手即停。三四个小时后，他将抵达外面的世界。█
本文刊载于《智族GQ》2018年9月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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